这一方法也适用于那些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规范的目的确定。

中国虽然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行政特区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但是却没有真正实行普遍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只是上级政府的下属单位，虽然依据事实需要和改革的结果，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性，也存在中央与地方事实上的分权，但是，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宪法和法律上并没有被明确的规定，收放权的反复一直存在，收放权的决定权在于中央。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职权法定原则。

在批评行政主体理论的论据中，很多并不可靠，比如行政主体理论阻碍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对公务员制度的研究等等，[25]亦有学者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辩护。这两个概念暴露了早先行政法学鄙陋的一面。总之，公务主体会导致误解（包括立法和司法的机关），而公务法人则不会。[2]该学者并没有对公务主体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限定了公务主体的范围，将行政机关、公法人、局署、承担公务的私人和司法形式的公务组织等多元主体都纳入公务主体的概念体系。在很多学者看来，行政主体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其功能主要是行使职权，实现行政任务。

理论和制度的移植，都会遭遇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吐纳，很难照单全收。其中的意味通过概念本身确实有所体现。[30] 参见[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详言之，多元化是指英国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并非单一，而灵活性是指即便该国学理和既有判例已形成上述法律后果的若干辨识标准，但法院并不绝对拘泥于此。通常情况下，逾期行政行为属程序轻微违法，不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应说明理由的，事后已说明。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行政审判权纵向范围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2页。

[8]尽管自然公正原则之具体内容因判例的生成而获得灵活性，但其包含两个子原则这一点已成共识。有鉴于此，可补正在我国尚非一种独立的法律后果。

[10] Salemi v. Mackellar,137 C.L.R. 396(1977),pp.419-420. [11] 用迪普洛克勋爵的话来讲，自然公正原则在含义上不会超出公正活动义务这个概念，他更倾向于用后者来概括前者。[19]从而也就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效不同，似乎更接近于可撤销。又如，《解释》第64、65条对违反教示义务的程序瑕疵仅采取变换期限起算点与延长期限等有利于原告的静态救济手段，并未据此对行政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例如，在1863年的Cooper v.Wandsworth Board of Works案中，原告房屋被地方当局拆除。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摘要:  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设定，主要仰赖行政程序法典加以规范，同时辅以学说的碰撞发挥与判例的个案创造，此乃当今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在笔者看来，轻微违法之判断标准在于未损及程序性权利。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5月16日。

[82]再如，在丁兴双诉灌云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两次询问笔录均只有一位民警签字，这不符合法定程序，属程序瑕疵，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正因为如此，忽略不计之适用才具有正当性。

[47]究其缘由，乃是虑及行政程序瑕疵同样存在不影响裁量行政行为之实体结论的情形，故这一修改具有进步意义。应由委员会决议作出决定的，事后已决议。

[66]关于行政程序瑕疵能否补正的问题，盐野宏认为，轻微的且存在第三人既存利益时的程序瑕疵可通过事后追加、补充所欠缺的要件而实现治愈。晚近的日本判例则趋于以下立场：在大前提上，以实体合法性来决定是否撤销程序瑕疵行政行为。[26] 参见[英]A.W.布拉德利、K.D.尤因：《宪法与行政法》（下册），刘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13页。[61] 参见王天华：《程序违法与实体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问题的一个侧面》，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基于此，本条遭到许多质疑，不仅在于它使行政程序瑕疵变得毫无风险、[39]法治国家与基本权利保护所要求提供的程序保障无法落实，[40]同时由于补正意味着程序瑕疵后果被治愈进而达到形式上合法，[41]程序的独立价值遂因之被贬低。[56]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需要强调的是，由《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6条导出的忽略不计是特定类型之行政程序瑕疵在未补正时所面临的法律后果，而本文主张增设的忽略不计则恰恰相反，是行政机关自行作出有意义之补正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即在当时，本条仅适用于羁束行政行为及裁量权缩减至零的情形，理由是行政程序瑕疵不会导致羁束行政行为的实体结论发生变动，而对裁量行政行为则不然。

正如黑尔什姆勋爵的评价那样：法院面对的情况并非‘在各种选择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与作为上位法的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之行政程序瑕疵如出一辙，从而导致本来在行政程序中可补正的程序瑕疵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却被确认违法。

其中，无效、可补正、忽略不计依次是以《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45、46条为依据的，三者在法律后果上由重及轻。[84]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同样的瑕疵在行政复议阶段是可补正的，到了行政诉讼阶段却被确认违法。

这是因为该原则的内容缺乏恒定性，在运用时十分灵活，而此种灵活性体现在法院不断制定的判例上。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均以封闭性的列举方式，罗列了五种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包括事后的补充申请、说明理由、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机会、由委员会补作决议、获特定机关协力。依照当时的法律，原告已违反将建房意图事先告知被告的义务，故从实体上而言，被告有权拆除。诚然，在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功能的程序，而不适用于纯粹行政功能的程序。

[59] （二）受德国影响的国家（地区） 日本虽已出台行政程序法典，但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探讨仍集中于判例与学说。[38]而第45条第2款对补正时限的宽泛设定，又折射出德国对程序经济抱持比对依法行政更大的热情，颇有本末倒置的意味。

若该机构不遵守指导性程序，那么它所作出的行为可撤销。[24]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详言之，就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受影响标准而言，以维护公益为旨趣的程序规定被定性为任意性规定，这意味着无论违反程序的轻重程度如何，均不导致行政行为丧失效力，似乎有悖依法行政原则。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84页。

两国对其他主要国家（地区）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注释: [1] 例如，《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适用撤销判决、第74条规定的对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据此可推出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包含可撤销及确认违法在内。藉此依照程度的差异而设置不同梯度之法律后果，逐步形成我国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完整体系。理由在于普通法并未授予行政机关偏私或拒绝听取申辩的权力，故违反自然公正原则属越权行为。

[70]因此，更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第115条忽略不计之法律后果应可类推适用于程序瑕疵。日本的通说认为，应区别为谋求行政公正与保护公共利益而设之程序与为保护利害关系者的权利和利益而设之程序，未履行后一种程序而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

首先，该法第111条规定行政程序瑕疵的无效情形为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与应以证书方式作成而未给予证书。（2）可补正在我国是否独立于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

[67]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58] 参见林峰：《香港地区行政诉讼：制度、立法与案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